Something is wrong
Something is wrong

本内容纯属胡思乱想产物,属于作者灵魂飞舞。 其中没有任何观点,如有则是纯属巧合,非故意为之,如看完有任何误会或想法,均属观众自主行为,与作者无关。
上个月增驾了 D 照,虽然家里领导还没有同意,但挡不内内心自然而然的开始关注摩托车的一些话题:品牌的可靠性,类型的舒适度,再如城市禁摩区域,哪些省的高速对于摩托的禁行;各大视频平台上(抖音、B 站、视频号)相关视频一大堆,各UP 主视频里面的套路都差不多。对这些行为本身的好坏暂且不评价,因为无法看到全貌,站在不同立场,解读肯定会有不同,只是思考一下视频的现状。
这些视频大致都有类似的情节:
(视频大家自己搜)摩托车 UP 主随车带着《交通法》和一堆相关法规资料,在高速收费站尝试上高速;到了收费站,礼貌性地跟工作人员员要卡,对方照例以“规定”为由阻拦;驾驶员要么不接受劝阻,直接驶上高速,要么在收费站口呼叫警察叔叔。如果是情况一成功上高速之后,到了服务区,再次面对服务区加油站不给加油的问题;双方再次因为各自坚持的“依据”不一致,无法取得共识,最终只能叫交警来处理,交警来了之后有些视频也未必会有一个结果,需要再次报警。每个视频最后的结果可能不太一样,但过程高度相似。视频中的人都依着各自的“规定”,谁也无法说服谁,最终结果或多或少会每一次不一样,结果就不列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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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插一个概念
最近正好看书看到了《占有还是存在》,里面有一个当今世界关于语言的变化,我们越来越习惯说“我有”,而不是“我感到”。比如“我有失眠症”和“我睡不着”,“我有一个难题”和“我很困扰”等等。
通过用“我有一个难题”来替换“我很困扰”,主体的体验被消除了,“我”的体验被替换成可被占有的“它”。我的情感转化为了我所拥有的东西--一个难题。但“难题”是各种困难的抽象表述。我不可能占有一个难题,因为它不是可以被占有的东西。相反,它能占有我。也就是说,我把自己变成了一个“难题”,然后被自己创造出的“难题”占有。
“我睡不着”是在描述一种正在发生的体验,人和体验是连在一起的;“我有失眠症”则好像在说:我“拥有”一个东西,这个东西叫“失眠症”,被装进了一个名为“症状”的盒子里。
危险在于,一旦说成“我有失眠症”,人往往就不再问“为什么睡不着,是不是咖啡喝多了,是不是环境声音太吵了”,而是把一切交给那个名词——“失眠症”。
悄悄把“我”,从一个对行为负责的主体,变成了一个“装着某个东西的容器”。
如果习惯这样说话或思维,下一步会不会就是:我不再是负责的人,我只是那个‘有某个东西’的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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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速收费站
重新回到那些视频里面高速收费站的场景。
- 收费站这边的依据是:“有一个来自上面的规定,摩托车不能上高速。你看禁止的标志。”
- 驾驶员这边则拿着法条说:“有交通法第 39 条的解释,摩托可以上高速。”
表面上,看起来是两条“规定”的冲突;本质上却是:一方把自己定义成的传递“规定”的角色,另一方试图把“规定”拖回一个可以讨论、可以推敲的层面。
关键在这句话的结构:
“有一个规定”——重点落在“有”;而不是“我在依据这个规定阻止你上高速”——重点在“我正在做一个行为”。
如果换一种说法,比如:“我现在在阻止你上高速。”这时候至少还可以谈:
- 我的依据是什么
- 我的依据合不合理
- 我的责任边界是什么
- 你能不能记录一个“异议”,让后面有地方追责或复议?
但沟通始终是一句“我们有规定”,对话就直接被终结了,就类似于“我有失眠证”,已经被失眠症占有了。“规定”变成了不可质疑之物;
执行者把自己的主体性交出去,变成了“不是我在阻止你,是规定在阻止你”。
另一边的驾驶人,拿着法条,用他理解的方法熟读了法条,试图对这条“规定”提出质疑,但他面对的是一个抽象的、不可追问的“东西”。
于是双方站在一条无法交汇的对立线上:一边是“我们有规定”,一边是“我有法条,你们的规定不合法”。只要谁都不愿意承认“我在做决定、我在承担这个行为”,那不管换谁站在收费口,结局都差不多——要么我强制你,要么我强制不了你。
这种状态,是不是可以理解为:执行者被“规定”占有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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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油站:指令是否存在,不太重要
再往后是服务区加油站的戏份,逻辑几乎一样。一开始,加油站工作人员很笃定:“不能给摩托车加油,需要交警报备同意。”,这里的核心仍然可以理解为那句话:“我有一个来自交警的指令”。然后僵持到等到交警来了,问一句:“我有不让给摩托车加油吗?”工作人员听完立马拿起加油枪开始加油,指令似乎瞬间消失了。
这个时候,好象那个“指令”到底是有还是没有,不太重要了。重要的是:
- 有人说过“有这么个指令”;
- 人把这句话记住了;
- 这句话足够成为一个可以挡在前面的盾牌。
“我有一个指令”,翻译成白话就是:“这样做我就没事,至于你怎么样,不在考虑范围。”
当交警当面否定了“有不准给摩托车加油”之后,前面刚刚的交涉都烟消云散了,只剩下开箱加油。前面刚刚发生的那只是一场幻觉,放在20年前也许春晚会同意排上这样一个小品。
现状体现的未必出在那一条具体的规定上,而是出在一种(我不到词)上——只要我手里有一个能挡事的理由就够了。
执行者只需要一句“我有一个指令”,就可以把所有后果、所有逻辑、所有矛盾,都推到那个无法核查的“指令”身上。至于指令从哪来、是否合理、怎么解释,在实际操作中根本不构成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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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续的困境
既然交警已经来了,后面发生的事情自然是如何让摩托人员驶离高速,对于随身带着《交通法》还有其它好几本相关的法律书的驾驶人来说,肯定不是那么容易。交警最终也是遇到同样的问题"地方有一个条例",无法对这个条例进行无可争议的解释(仅当前执行的人表现出来的),某些视频里面在想要解释的时候,还进入了一种更为被动的局面,让状况限入一个更为尴尬的境地。
这里同样回到之前面对的,处在“我有一个文件规定”的状态,不是“我充分理解,并愿意为之负责”。执行者可能也不知道,这些条例具体是如何制定的,会不会和更高层的法律冲突,只知道“这样执行就对了”。
冲突也就永远悬在那里:不是没规则,而是大家都用“我有一个XX”来进入“我有失眠症”这个状态,放弃了“我感觉无法入睡”这条路。
回到自己的经历
然后说回我自己的经历,我们当地的市区也禁摩,对“禁摩”本身不评价;只是因为好奇和困惑,或者受视频的无形影响,就在本地公开信息的网站上提出咨询。不得不说,响应是真的快,当天就有电话联系我了,来解答我的疑问,态度很好,真的很好。
但当聊到我咨询“黄牌、蓝牌”的问题时,对方一直在跑过去讲电瓶车领域,完全不理解我咨询的关于摩托车上黄牌和蓝牌的事,不太理解50CC的意思,我理解到这种状态就也没有过多打扰。
从我的角度上来理解,电话那头的状态而更像是在处理一个“待处理工单”,“我有一个咨询需要回复”,而不是“我正在帮一个人把他的实际疑惑搞明白”。能不能解惑不是那么重要,重要的是把这个“有”的事项从代办事项里面打上勾了。
电话不止一个,因为当时提问里同时包含了“上牌”和“禁行”两个部分,关于禁行由另外的部门来回回。
同样态度很好,负责禁行问题的那位,在电话里复述了一遍网上可以查到的禁行信息,这部分我也理解,只是亲耳听出来还是有一点点不一样,最后我问了一个非常现实、但也有点()的问题:“车管所在禁行区域里,那我买了车是不是没法骑到车管所去上牌?”对方顿了一下,说:“是的。只能去下属的其它区/市。”
如果把这段对话抽象一下,然后BUG就卡住了,一边是“必须上牌”,一边是“你没法在购买的所在地合法骑车到上牌的地方去”。
就好比考试,有一个标准答案是这样的,至于这个标准答案是不是能合理的解答这道题,跟做卷人没有关系,做卷人只是确定这么填,一定不会扣分就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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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些其它的职业:同一种状态
再回看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些现象,去咖啡店喝咖啡,随口问一句“你们用的是什么豆?”,一些店的店员答不上来。他并不是在做一杯他理解的咖啡,而是在执行一套流程:磨粉、萃取、出杯、交付。只是这种会比其它更好一点的是,不行我可以给你重新做一杯,不行我还可以给你退单。
在餐厅里吃饭,经常看到堂食的菜还没上来,着急的外卖员站在上菜的窗口——催单“来不及做就别接单”。服务员、平台、骑手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指令:有单来了就要接;逻辑就这么写;有单来了就要送。
在公司里,也会遇到担任产品经理的人,对于某些功能无法有一个合理的解释,最终定义所有权为客户,留下一句:“客户要的就是这样。”“我有一个来自客户的要求”,而不是“我在做一个有助于解决真实问题的功能决策”。把产品经理当前岗位的决择交给了一位非岗位人员来决策。
- 行为被简化为“完成任务”,而不是“处理现实问题”;
- 人被“流程、指令、KPI、规定”占有了;
- 语言从“我正在做什么”,变成“我有一个什么要做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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哪里不对
也许不是摩托车能不能上高速、到底该不该禁摩、加油站应不应该给你加油这些具体问题,也许可能有:
- 用“我有一个**”,代替“我在做一个需要判断、需要负责的行为”;
- 用“占有某个**”,来逃避“对具体的人负责”;
- 让执行者既没有足够的理解,也没有足够的授权,于是只能选择对自己最安全的方式——挡住、推开、复读“因为有**”。
也许就成了:
- 每个人都在拿“我有某个东西”保护自己;
- 每个人都在把责任往上推,或者推给一个抽象的“系统”“规定”“客户需求”;
- 现实中的冲突就像皮球一样,在不同岗位之间被来回踢着走。
那些依据不再是用来约束坏事、保护好事的东西,而变成了一整套精心编织的档在前面的玻璃。所有人躲在后面说:“不是我,是它。”
“something is wrong”的,大概就是:
所有人都在“有”很多东西——有规定、有任务、有流程,却都不愿意说:
“这是我正在做的事,一切皆是我。”